称赞政府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判读与选择的问题，但很多人把称赞政府与否赋予了太多的道德意义。而不称赞政府者就被贴上了负能量、不爱国、甚至汉奸等标签。那么称赞政府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可辩护性呢？先从现代政府来分析吧。

现代意义的“政府”一词是舶来品，源于英文“government”，可理解为统治、管理等。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政府经常与国家混用，16世纪法国哲学家博丹（Bodin）最早将两者区分，他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国家与政府不分的弊病，凸出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，而政府只是从属于国家主权的执行机关。此后，政府的角色一直是“代理人”或“办事员”，多数情况下，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同意说而产生的，尽管它的论证并不完善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政府”这一概念与中国传统的“朝廷”一词颇为类似，事实上中国古代政府即朝廷。朝廷的意思很多，其中一个意思是指以君王为首的中央政府。梁启超先生在解说国家与朝廷的概念时，同样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与朝廷不分的状况，在此基础上言道，“国家如一公司，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……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，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……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，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……”。这里的朝廷显然意指政府，政府的合法性也直指社会契约。

总而言之，近现代以降，中西方所言之政府均强调合法性意义上的政府，政府的合法性显然不再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，强力与权利不同，前者与道德无涉，后者以道德为基础。

而在政府合法性问题上，不同学派存在较大分歧，传统思想持有神权论、自然论、契约论、阶级论等观点。后来韦伯从社会学角度论证的政治合法性，然而批评者认为韦伯及后继者的合法性理论容易为极权主义所利用。而在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，而提出重建合法性理论。时至今日，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依然存在广泛争论，但多数学者认为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（选择、认可、支持等等）。换言之，当今政府合法性的主流不是来源于家长式的权威性，而人民或公民成为政府合法性判定的标准。

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较为复杂且争议较多，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历史、民族文化，有学者认为来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等等，但我国宪法规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、支持、拥护。因此，人民仍然是政治合法性的第一判断者，而非社会主义最初的精英或专家的权威（以知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为基础），尽管至今两者仍存在较大模糊性。

称赞政府者最大的理由可能是基于感恩理论，这一论据看似具有极大合理性，实则偷换了感恩的对象概念。从词义上看，现代汉语词典将感恩定义为，“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”；牛津词典将感恩定义为，“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且回馈他人”。可以看出，感恩的对象一般是就“他人”而言的，而非当今通用的“他者”。当然，可以说感恩宇宙、感恩地球、感恩泥土等等，这里感恩的意义显然过于泛化而其价值也随之降低。另一方面，感恩对“恩”的“感”，恩便是恩惠、德泽。而政府对人民是否具有恩惠、德泽呢？由上文可知，通常意义上政府是人民的办事员、代理人、公仆，是人民缴纳赋税而养活了政府，而政府自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、谋福利。因此，政府对人民无所谓恩惠、德泽，因为两者中已然包含了交易的成分。

而感恩理论中，对政府感恩的一个可能性意义在于罗斯所提的“感恩义务（the duties gratitude）”。罗斯认为行为的正当性的基础是一些特殊的原则或义务，这些原则或义务是从人们的关系中产生的。其中一个义务是感恩的义务，这种义务依赖于别人以前的行为，如别人曾帮助过我等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感恩义务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基础上的；而宽泛意义上来说，团体、公共机构也可作为感恩的对象，这种感恩源于国家成立的行为，这种行为使人民免遭战火、压迫、剥削等等，然而将这种感恩义务强加于后代人身上仍然理由不足或很弱。另外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无政府主义者，他们似乎并不喜欢当下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，这更难让他们产生感恩义务了。

称赞政府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：为了激励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、谋福利。然后，激励理论的对象一般是就人而言的，而非团体或公共机构，因为激励理论是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，无论是经济人假设、社会人假设、自我实现人假设还是复杂人假设等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激励理论能够应用于团体或公共机构，那么对团体的激励作用也是十分微弱的。团体是由各个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，团体的范围越大，个人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越小，而激励作用随着团体的扩大而越微不足道。因此，人们称赞政府时并不能带来激励的应有效果。从理论上相较而言，称赞团体中的个体——也即官员似乎更容易达到激励的目的，但从社会现实而言，对官员的称赞也不能产生较好的激励效果，原因在于：合格的官员是按照一定章程、规则行事的办事员，他们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称赞就改变其对工作的态度及完成质量，否则法治社会无从谈起。总而言之，称赞政府并不能得到功利层面的辩护。

总而言之，无论何种路径，称赞政府并不能得到合理的道德辩护。这并不是认为称赞政府是不好或不道德的行为，而是称赞政府是与道德无涉的，那些不称赞政府者甚至批评、责骂政府者也并同样与道德无涉的，这即是个人权利，也是个人的义务。

反观社会现实，有不少人对政府称赞有嘉，有些人是基于一种自愿的称赞，有些人是基于一种自利的称赞。基于自利的称赞不必多言，而自愿的称赞者的行为动机较为复杂，有历史的原因、也有现实的原因，有文化的因素、也有政治的影子。当然，称赞政府与否已与道德无涉，因此称赞政府与否只是个人的自由判断与选择。然而，需要警惕与反省的是：人们自以为自由的称赞是否受到了潜在操纵；人们自由的称赞是满足于一时快意，还是受到历史文化等影响的潜在无意识。